傅振伦 笔拭千秋纸上尘

侯艺兵

　　在布满史迹的中华大地上，采撷那些早已封冻于岁月长河、但却依然保持着启发人心或醒世意义的人物，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。曾经长期从事地方志、博物馆学研究的傅振伦先生今年已经九十有二，仍然笔耕不辍，不断有新著陆续出版。前不久，海峡对面传来消息，他三十年代撰写的《中国方志学通论》在台湾声誉鹊起，一版再版。地方志是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鉴照和营养，傅振伦早年撰写的第一部著作《新河县志》26卷，出版时年仅二十三岁，俨然已成了史志学专家。

　　年青时的傅振伦博学多才，兴趣十分广泛，在北京大学读书时，参加了环球世语协会，创办《绿色世界》杂志，编辑了《英汉双解世界语基本字典》。大学毕业后与王重民、谢国桢等人创办《学文》杂志，被人称为北学派。五十年代，他参加燕下都考古发掘和居延汉简整理，先后赴伦敦和莫斯科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和中国文物展览，在海外播扬中国文化。

　　傅振伦研究领域涉及到历史学、方志学、金石学、考古学、博物馆学、文献学、陶瓷学、民俗学等诸方面，他曾说，我学史于朱希祖、陈垣，学目录学于袁同礼，学世界语于苏联盲人诗人爱罗失珂，学金石考古于马衡。以如此多的大家为师，使他拥有较为深厚的治学功力，加上苦心孤诣刻苦钻研由此喜欢地方志、考古学而进入博物馆学一发
不可收。

　　他善于从地方掌故、趣事佚闻中信手拈来补充史料，从民间挖掘历史然后阐扬历史中的艺术。在历史学方面，撰有《刘知几年谱》、《中国文学史概要》、在方志学方面，撰有《中国史志论丛》、《傅振伦方志文库》；在科技史著有《明瓷器工艺》；在考古学方面，撰有《简策论》、《云梦秦墓牒记考释》。尤其在博物馆学，他撰写的《博物馆学概论》是新中国第一部博物馆学专著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迄今为止，撰写论文300篇，出版专著20种，达数百万字之多。纵观傅振伦学术生涯它告诉人们的依然是老道理“博学多才、多才多艺”！
　

傅振伦错划“右派”前后

 　　1957年5月初，中央发动党的整风运动。21日，中共北京市委邀请各界民主人士座谈，征求对共产党的意见；27日，又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批评和建议，以帮助进行党的整风。中国农工民主党李振球在中山公园纪念堂主持文物界座谈会。我因在去年9月22日向党组织递过入党申请书，也响应党的号召，应叶恭绰、齐念衡之邀，本着“知无不言”、“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”的精神，继王雪涛之后，慷慨陈词，作了10分钟的发言，事后如实汇报了历史博物馆党组。不料有人添油加醋，报告了文物局整党小组（据徐彬如透露）。后来这个人不但邀功入了党，还越级提升了官。
 　　1956年5月26日，我曾在中南海怀仁堂聆听陆定一的《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》的报告，至8月11日，文物局又布置学习这一重要材料。在这次鸣放之时，5月19日，马非百应邀到文物局发言，次日邀我和沈从文发言，都由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主持座谈。沈从文说了一番肯定成绩的话，我也接着说了正面的话，夏衍插话说：“今天我是只带耳朵来听逆耳之言的，正面的话不必说，昨天马非百的发言就很好！”我才接着说：“文物局把一批收到的古印玺600多件，本来该拨给历史博物馆，不应拨给故宫博物院。领导要尊重专家。马衡先生办博物馆多年，在生前，因事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，死后才受到重视，组织人力，整理他的遗稿。考古发掘出土的残砖瓦、五铢钱等物很多，当该和国外博物馆交换或处理。”并建议“恢复中国博物馆协会”。
 　　此后，在大小批判会上，我因此作了几次违心的检查。9月20日，在文化部大礼堂召开大规模的批判会。王冶秋批判我“对领导不满，妄想篡夺领导权，想与组织平起平坐；参加文物工作而不知爱护古物”等，还说我集右派言论之大成来传播，是个“文抄公”。并妄说我收藏着12件成化彩碗，想出让谋利（按非事实，我无力购这些珍品），斥为第三类右派，当降为副研究员。
 　　1958年3月对我作结论时，王冶秋说：“自1936年以来我就认识了傅振伦。他是个有正义感的人，就是解放后不重视学习，说了些过头的话，倒不必划右派吧！”可是康生，这个对党怀有野心与江青同流合污的大坏蛋，1942年7月15日在延安作《抢救失足者》报告后，就大搞逼供信，扩大“反特”。1945年中共七大开会之际，清算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，又是他。这次他又唯恐天下不乱，搞极左主义，胡说：“历博傅振伦和马非百，知识最大，待遇最高，若不划为右派，岂有此理。”便给我戴上“右派”的帽子，从此着凉倒不患感冒了饭把我降级又降级，从研究员降为助理员，王冶秋不敢得罪他，乃默而不再说话，于是划马非百为右派三级，把我划为五级。在宣布结论时，陈列部书记王镜如用一口清丰土腔土调说：“你傅振伦号称专家，我们是‘大年初一捡个兔子——有你也过年，没你也过年’，你有什么不得了的？” 　　1957年9月，我们就被赶出天安门“红区”，调到中华书局整理古籍。在历博陈列部书记王镜如倡议下，单位迫令我让出阜成门内宿舍北房4间，迁到外院原军委托儿所浴室阴暗的小屋里，一家5口局促于一间之内，馆长任行健来自山沟里的老婆和邻居呼我为“老右派”，呼我老伴为“女右派”，呼小儿永光为“小右派”，时加凌辱。1964年，又迫令迁出阜城门大街51号宿舍，乃在东总部胡同42号中华书局宿舍里住了20多年。
 　　中华书局本是1958年7月27日与同列40多单位从文化部下放到北京市管理的。在周扬倡议组建40万大军整理中国古籍时，又回到文化部来。1958年9月。党组把马非百和我从中国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华书局，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分配我在古代史组工作，曾出版了我旧作《刘知几年谱》；这是第四次再版校定本。又整理印行了马衡先生《凡将斋金石丛稿》；郭沫若写了序文。更负责编审了何竹淇、马长寿等著作。但人事室主张右派分子应以劳动锻炼改造为主，所以我经常被派去服杂役，如帮厨、种菜、割麦、养鸡、开荒。
 　　三年困难时期，党照顾知识分子，每月津贴白糖、黄豆，号称“糖豆干部”，我也受到优待。冬季下放到南口农场，挖石填土以种苹果树，还冒寒负筐到处捡粪，往往见不到马粪，步行几十里常常走到沙河边。有一天忽然接到市府通知，因生活资料缺乏，减少干部劳动，要求提前晚饭，7时上床安眠，也停止了学习。不久，回到了书局编辑的岗位。
 　　1964年1月，全国农村开展“四清”运动，贯彻农村社教“二十三条”，中心要整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中华书局干部下放到河南林县（今林州市）、1966年3月，我则参加了文化部的四清参观团。至党中央公布《五·一六通知》，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，中华书局下放者回京大搞运动，抓黑帮，破四旧，批斗“公安六条”分子及当权派。打、砸、抢风行一时。9月6日，学习“十六条”（即中央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）。次年部队参加“三支”（支左、支工、支农）、两军（军管、军训）。
 　　1月5日，工人宣传队进入了商务、中华两出版社，工人造反夺权，2月1日成立革命公社。书局黄葵（名守义）揭发我曾到历史博物馆串连及右派事，揪出来，诬为“公安六条人员”，都关在农业大学（今翠微路2号）的大楼里，而派我为“黑头”。我天天领着大家早晨向毛主席“请示”，晚上“汇报”，背诵“老三篇”，吃饭前，先“认罪”。开会时，唱《毛主席语录》歌曲。每开会时，他们争抢立后排，怕站在前排受到“造反派”的踢打、辱骂。因奉行“毛主席语录不过夜”的指示，接到新语录，即列队外出高呼，走到公主坟才回来，深夜亦如此。每星期六才准回家，回家期间还要向街道办事处汇报。工资也只发生活费。
 　　两出版社的运动，一时达到了高潮。其后为了恢复工作，两社联合成立业务和行政两个办公室。5月11日，宣传队澄清我的问题，才得到解放。解放前我曾患绝症“对口疮”，医务室张丽容以为疮重口深，难以割治，乃由造反队证明“黑帮”身份，去永安大街医院诊治，因是“罪人”不打麻药，即行割治，我疼痛难忍，抱头回出版社。
 　　在全国“大串连”时，经常借衣借被招待串连人员。还经常应外地革命团体“外调”人员的要求，写些材料。
 　　1967年4月20日，中华书局革命委员会，奉令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又以10人设业务小组，毛主席号召《做好出版工作》的18周年之日开始，重整故业，继续校点二十四史（约计4500万字），计划组织社内40人及社外30人办理，派我和卞孝萱、汪某整理《唐书》，要我在每周完成9万字，限一年之内校点250万字的《旧唐书》，交卷后也未见下文。
 　　在康生、江青乱党干政期间，无辜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，数达45万人，我在中华书局戴“罪”工作，孜孜不息，弥补多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受的损失。在“评功摆模”的运动中（这次运动不谈缺点、错误，只讲成绩与贡献），摘去我右派帽子，并由群众推选，经过“三榜定案”，提升两级。
 　　1969年，我虽年逾花甲，中华书局仍强迫我带着锅碗瓢勺和家具，携患有精神病的爱人，下放湖北云梦泽的咸宁五七干校，劳动锻炼。在向阳湖畔围湖造田，搭棚住下，一同下放的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、剧团干部和家属有六千余人。出版口的商务和中华按军事编制编为第十六连。
 　　1971年7月，干校奉上级指示，一部分所谓“五类分子”迁在丹江口原文化部分校准备安顿，6日，先遣我和文学出版社两人押运家具搭火车前往，不久全部来到。规定半日劳动，半日休息。我乘暇整理旧稿，补充修订。文学出版社赵少侯和汤浩等都有所协助。10月，与姚绍华等老人游历襄樊、隆中。
 　　文化部五七干校分校在湖北丹江水库之北，附近有烈士墓，其纪念碑载红三军在湖北活动情况。校西北有丰碑及石兽，系“文革”时迁自均县武当山（太和山）玄岳门者。因邀70岁同仁姚绍华、姚坚由东麓同登武当山，宿紫霄宫，山高缺粮，游山者必交粮票。（按武当山即《水经注》之太和山，传系古净乐国皇太子入山修炼为仙之地；武术内家拳祖张三丰曾栖止于此。明永乐追迹建文帝，大兴土木，紫霄官即修于其时，为红三军医院，太子坡复性殿今仍有红三军十一师政治部遗址。）
 　　1974年1月18日，江青一伙发起“评法批儒”运动，在清华、北大设大批判组（所谓“梁效”），还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推为法家，由师大历史系注释他所作的《史通》，因买不到我撰著的《刘知几之史学》和《刘知几年谱》，遂找我协助注释，两年定稿，由师大交北京出版社付排，但迄今未见出版，原稿恐随“四人帮”垮台而付诸东流了。
　　家乡的人民公社
 　　1960年春，父亲、继母、妹妹等一同来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宿舍找我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在老家活不成了，咱县碰上百年不遇人为的大灾难。”擦擦眼泪，又慢慢地说了农村的大致情形：
 　　“1958年8月，中共新河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，开始在全县并乡，建立一大二公、政社合一、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、农林牧副渔五业统一的经营管理体系的人民公社，组织书记处，设书记及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，成立组织、宣传、工业、交电、农业、水利、财贸、文教、公安、武装等10部，下辖管理区行政村；以本省徐水、安国为榜样，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、集体所有制，把公社里的人民生产和生活全部包下来，统一管理、分配、计划、核算，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。制定了‘百化’的十年远景规划，计划修建城市化、别墅式居民点，建立敬老院、托儿院，还要修路，建万鸡万猪场，建工农兵红专大学，并不符合实际地说：‘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’深挖地、密植谷，拔白旗、放卫星镀划以思想革命化、组织军事化、生产战斗化、生活集体化等四化思想为指导，成立了公共食堂，村民吃饭不要钱，并在农村搞‘一平二调’，造更大的舆论和声势。在不切合实际的做法下，又遇上了自然灾害，闹得人困财尽，生产上不去，人们吃不饱，许多人得了浮肿病，妇女闭经，有的老弱饿得奄奄一息。一些急功好利的领导干部还打肿了脸充胖子，说：‘左比右好，大跃进不是冒进。’竟昧着良心，搞不符合科学的密植实验田，减了产、绝了产之后，仍然虚报亩产粮产数字，浮夸万亩‘棉海’、‘麦海’，以迎合上级某些领导的口味。经过1958年秋季的大炼钢铁和1959年的除四害的运动，麻雀虽是减少了，可是粮食却减了产。”
　　我父亲继而又说：“老家的儿子们各领自己的媳妇、子女、逃到石家庄自寻生路去了，希望上天保佑他们平安无事、幸福吧！’，说完仍叹息不已。
 　　那时我正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，印证了当时的右派言论，觉得当时农村的情况，多是事实，为什么无人敢向中央如实地反映呢？
 　　在北京，我为了一家的温饱，变卖了沙发、大玻璃柜、藏书和珍爱的精装图书、金石、瓷器、字画。在三年困难时，我这“糖豆干部”每月发的粮（黄）豆，也不便独享了。当时粮食不够吃，便到东邻饭馆买“汽酒”（当时饮食行业出售的一种充饥安眠的冷饮）充饥。有时吃完了带鱼，子女把鱼刺放在炉子上，烤酥后果腹。回想起来，真不知当时祖孙三代一家9口是怎样度过的！
 　　一次儿子傅永龄从粮店领粮票回家，数了数发现多发了28．5斤。他心想粮食是宝中之宝，粮店错发了，一定很着急，这是大事，怕因此闹出人命，马上送还了粮店，锦什坊街粮店的人正在着急，一见送还的粮票，感激万分，立即报告派出所，在红公民榜上写了大幅表扬信，又贴在了阜城门内大街51号我的住所。
 　　当时我的经济很困难，到处借贷无门。有一次迫不得已，将在中华书局才买的新印的《艺文类聚》一部书，交儿子永龄去书店卖，以济眉睫。书店以为此书尚无公开发行，怀疑是偷来的，及电询中华书局，才知道了书的来历，之后便廉价收购了。永龄叹道：“当今的知识分子，何以落到这步田地？”
 　　父亲目睹我狼狈的生活情况，看我一人担负这么些人的生活，戚然落泪，也就忍痛回到老家，我按月邮去起码的生活费和食品。后父亲在三年困难不幸的时候，末尽天年，竟于1962年1月与世长辞了。呜呼哀哉！痛哉！
 　　次年，我家乡又遭受了一次灾难。1963年8月河北南部连降了百年不遇的大雨，京广铁路以东尽成泽国！东至衡水县高达35米的唐代万云塔顶，也淹没在水里。到12月才下令“根治海河”，以防再次发生水灾。